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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 龚小凡:我爱中华书籍

信息来源:宣传部|发布时间:2020-11-09|文:龚小凡 |编辑:门川琨 曹文露

作为一名研究比较文学和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学者,作为一名艺术教育从业者,对于“我和我的祖国”的主题征文邀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的最爱“书籍”这个主题。这些年,书籍一直伴随着我,书籍塑造了我和我的生活,我爱中华书籍。

——龚小凡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爱上学的孩子。上小学没几年,我就不再读同龄孩子看的那些图画书,觉得那些书幼稚,而是看那些没有图画的“字儿书”。这些“字儿书”中有给少儿看的,更多的是几百页一部的“大人书”。我对书中复杂多变的成人世界充满好奇、兴趣和向往。我爱结交比我年长的朋友,也不喜欢长辈以对待小孩子的态度对我,是一个人小心大的“小大人”。

我的母亲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因此家里有很多语文课本和一页又一页写满各种笔迹的学生作文。有时下午放学后我会到母亲的学校里,找到母亲上课的教室,看母亲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听母亲讲那些字词文章。虽然母亲是教师,但她指导我学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一来她工作很忙,二来我读书用功,成绩一直很好,母亲下班时通常我的家庭作业已全部做完。家里有父母买的很多书,也是我最早的“书库”。每天做完作业我就钻进“书库”里,乐此不疲。至今还记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和父母在家附近的街头卖书以贴补家用的情景。尽管卖了一些,家里还有很多书。

“文革”初期,我家被抄家。抄家时,家里的书被装在平板车上一车一车地被拉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些被拉走的书。

“文革”是书荒的年代,家里也没了书,但我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找书来读。我从同学朋友那儿借书读,从我认识的图书馆叔叔阿姨那儿偷偷找封存在图书馆不外借的书来读。《红楼梦》、屠格涅夫的小说、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那样一个贫乏而粗陋的物质精神环境中,这些书滋养着我,向我显示了人对美好和高尚事物的体察。

20世纪50年代,南京西路新华书店除开架售书外,还设置休闲台,供读者稍坐、阅读、摘抄

1977年我参加了新中国教育史上那场著名的、高考停考11年后重新恢复,11届毕业生570万人同上考场的第一届考试,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标记的“77级人”。当我后来得知当时全国试卷用纸告急,邓小平调了印制《毛选》的纸以应急,以及77年讨论恢复高考时已过夏季考试时间,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挽回高等教育的损失,邓小平决定不把恢复高考延迟到1978年,于是有了1977年的冬季高考,从中我知道了一个政治家的胆识与决断,也知道了我能够进入大学读书,不仅是我个人的努力,更是一个时代的赠与——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1977年冬季高考

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与西方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激起了全社会学习借鉴西方经验的热情,东方古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开始大量译介各类西方著作。人类文化具有共享性,文明属于全人类。那些西方鸿篇巨著中的观念、思维方式、知识认知与文化传统带给中国人种种共鸣与启示。我硕士所选择的比较文学方向和博士的西方文艺理论方向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的背景之上。在最初的兴奋与仰慕之后,人们也开始发现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与距离。在这种隔膜距离之间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和植根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身份感,而这种文化身份感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中华书籍。在我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研究中,当看到梵提冈图书馆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华美印本和纽约图书馆20世纪初期的书籍期刊,蓦然回首中我再次发现了宏富的中华书籍,正是这些书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并将中华文化传扬于全世界。于是我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中国书籍,以1949年后的新中国书籍作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内容于2017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左为茅盾《秋收》(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右为《历史上敢想敢做的人》(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

在对新中国书籍的研究中,我看到了小小书籍折射出的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风云、社会变化与文化审美变迁,注意到风格与观念、艺术与历史、图像与政治之间的深层关联。当我看到三年困难时期出版的那些64开的小小“手掌书”,在十分窘困的经济条件下,一本书只有薄薄的十几二十页,黑黢黢的纸,但仍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漂亮封面,在感动之中,我体会到世代中国人孜孜读书的不懈努力和对书的珍爱,感受到它传递给我的那种水滴石穿、涓涓不尽的坚韧。作为印刷术与纸张的发明国,中国有着悠久的书籍文化,书籍是印刷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新中国书籍在七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表达经验和传统,呈现出与古代书籍、民国书籍迥然不同的面貌特征,应该将其中的精粹汇入中华书籍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传统绝非止于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及1949年后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实践对传统的承续和创新发展,都应该作为民族新传统的一部分而纳入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与中华书籍的缘分还将持续。在未来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将会继续研习中华书籍。下个月,我将去英国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战后印刷:技术、方法与作品”学术会议,应邀在会上做“1949—1966年中国红色书籍封面的政治图像学解读”的演讲。我愿与更多的人分享中华书籍文化,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光华永在。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MOtgG3mew9NncgIV8cle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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